提 要：村志編纂，我國古已有之，但主要為民間自發(fā)偶作，并未納入官修范疇，編纂數(shù)量很少，現(xiàn)存數(shù)量更少。關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目前方志學界說法不一，辨證不足，其中不乏認識混亂及謬誤。厘清相關概念，結合田野調查，考證現(xiàn)有文獻，對中國現(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村志加以考辨，對于深化當下的村志研究具有溯源意義。中國現(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村志，并非清康熙二十四年郎遂編纂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也非明末曹編纂的江蘇吳江《庉村志》，而是明景泰五年徐潤編纂的江西樂平《硯山志》?！冻幧街尽繁取缎踊ù逯尽吩?31年，中國村志編纂最晚在明代中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
關鍵詞：最早村志 《硯山志》 《庉村志》 《杏花村志》
村志編纂，我國古已有之，但并未將其納入官修范疇，主要為民間自發(fā)偶作，編纂數(shù)量很少，現(xiàn)存數(shù)量更少?！爸钡角宕?，朝廷功令規(guī)定的修志單位都只到縣級，傳世的鎮(zhèn)志、鄉(xiāng)志、村志、山志、寺志如鳳毛麟角，并都屬私修?！鼻濉吨伊x鄉(xiāng)志》李前泮序論曰：“夫非有國家政令所及，或修而明，或否而昧，一聽其鄉(xiāng)之人自為之，有司者未必過而問也?！泵駠饎住冻筛逯拘颉肥鲈唬骸胺蛑袊緯嘁?，國有統(tǒng)志，省有通志，及郡縣莫不有志焉，物產(chǎn)及掌故亦莫不有志，惟村志則甚罕見。”民國江廷《新塍鎮(zhèn)志序》嘆曰：“鄉(xiāng)志無官修，大率出于私家之著述，而鄉(xiāng)之人亦繼以私家著述目之，傳與不傳，漠然也。”也因為此，關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目前方志學界說法不一，其中不乏認識混亂及謬誤，對方志界誤導甚深。村志是方志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如魏橋所言：“村志在方志族中屬于小志。可是小志不可小看。……它以小小的一隅，折射出一個時代的巨大變化?！崩迩逑嚓P概念，結合田野調查，考證現(xiàn)有文獻，對中國現(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村志加以考辨，對于深化當下的村志研究、推進今天的村志編纂工作具有溯源意義。
一 關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的幾種說法
就目前所見，關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方志學界主要有“始于清代說”“始于明代說”“始于曹魏說”幾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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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黃葦主編的《中國地方志詞典》在《杏花村志》條目中寫道：“清人為村立志，頗為新奇，是修村志的起端?！睂I(yè)詞典的影響力，以及《杏花村志》的知名度，使得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清代的說法在方志界傳播廣泛，在已出版村志、期刊論著、相關網(wǎng)頁中經(jīng)常可見。如：2015年3月，楊聞在為《南韓村志》所寫的序中稱道：“村志編修古已有之，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編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據(jù)說‘是修村志之起端’?！?015年，周勇進在為《鄒平縣霍坡村志》所作的序中寫道：“村志之修起自何時，已不可考，今人多以《四庫全書》所收康熙《杏花村志》為村志纂修之始。”2019年12月，賈輝銘在為《石家莊市鹿泉區(qū)小車行村志》所撰的序中說道：“村志編修在我國亦有傳承，有史可考的應該在清代出現(xiàn)。……《苫羊山志》成書于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記述山東省東阿縣劉集鎮(zhèn)苫山村事略。選入欽定《四庫全書》的村志《杏花村志》成書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我國最早的村志，從現(xiàn)有資料來看，就是這兩部書籍了?！?023年，錢茂偉、羅茵寧指出：“村志編纂始于清代，‘現(xiàn)存清代村志9種’?！睆哪壳八娰Y料來看，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清代說”，依據(jù)主要是清康熙《杏花村志》和順治《苫羊山志》這兩部文獻。
（二）始于明代說4
一些學者在查閱文獻時發(fā)現(xiàn)，明代我國已有村志編纂，時間比清康熙《杏花村志》等要早，提出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明代的說法。如：2015年，錢茂偉發(fā)現(xiàn)明代楊守陳作有《硯山志序》，提出：“學界一般認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編纂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是‘修村志之起端’。筆者認為此論不當。因為，明代中期徐光潤曾作《硯山志》。江西樂平縣北的硯山村（今必塔前鎮(zhèn)），是一個以徐姓為主的古村落，楊守陳作《硯山志·序》?！辈贿^，如前文所述，他并未堅持這一看法。2017年，羅艷春在為《鄒平縣霍坡村志》所作的序中寫到：“村志編修的歷史，始于明末清初。1934年《甲戌叢編》中收錄的《庉村志》，由明末清初時的村人曹神錫編撰，是目前已經(jīng)公開出版的最早一部村志?！睆哪壳八Y料來看，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明代說”，依據(jù)主要是明中期《硯山志》和明末《庉村志》這兩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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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研究者把中國村志編纂肇始時間往前推到三國曹魏時期，提出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曹魏的說法。如：2019年，張志仁在為《辛坊村志》所作的序中寫道：“據(jù)記載，著名思想家老子故里河南省鹿邑縣瀨鄉(xiāng)在三國曹魏時期編纂的《瀨鄉(xiāng)記》可謂村志之濫觴?！睆哪壳罢莆盏馁Y料來看，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曹魏說”，依據(jù)主要是《瀨鄉(xiāng)記》這部文獻。
依據(jù)的科學性，決定結論的準確性。受限于歷史上我國村志編纂及其流傳保存的這種狀況，關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的確只能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不斷考證的過程。但上述幾種說法，對依據(jù)的文獻考辨不足，其中不乏認識混亂及謬誤，對方志界誤導漸深，亟需進一步探討澄清。
二 探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需注意的問題
鑒于歷史上我國村志編纂及其流傳保存的狀況，探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需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辨別依據(jù)的文獻是否為村志
中國歷史悠久，方志種類眾多，與鄉(xiāng)村相關的方志種類有鄉(xiāng)志、鎮(zhèn)志、里志、村志、山志、水志、寺志等。要厘清相關概念，了解村志與鄉(xiāng)志、鎮(zhèn)志、里志、山志、水志、寺志等方志種類的區(qū)別，辨別依據(jù)的文獻是否為村志。其中村志與鄉(xiāng)志、鎮(zhèn)志、水志、寺志的區(qū)別較為明顯，尤其要注意的是，避免與里志、山志相混淆。
一是要注意村志與里志的區(qū)別，避免將里志與村志相等同。《中國地方志詞典》指出，“村志，方志種類名。指建置最小的村級志書。此類文獻在我國自古已有。主要記載發(fā)生在一村范圍內的人和事。編寫村志多為補省縣遺漏”，“里志，地方志種類之一。指記載一里區(qū)域內古今人、事、物的地方志書。里是民國以前設的縣以下的基層行政單位。里志屬于鄉(xiāng)鎮(zhèn)志一類” 。自早期中國以國家形態(tài)出現(xiàn)以后，自然村落便作為基層組織的一部分，被納入國家的行政管轄體系，通過里甲制的設計和保甲制的推動等方式，國家有效地將基層行政組織與自然村落密切關聯(lián)起來。如《明史·食貨志》載：“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黃冊，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泵髑鍟r期，保甲的構成通常以10戶為牌、10牌（100戶）為甲、10甲（1000戶）為保，里甲的構成通常以10戶為甲、110戶為里。這種十進位的組織編排體系，在實際運行過程中，自然村落的人丁數(shù)往往并不能與里甲或者保甲的編排數(shù)額相吻合，以至于有時甚至要與相鄰村落組合編排，在一定程度上達到瓦解自然村落因血緣關系或地緣關系形成的對抗國家的力量之目的。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個里和一個村并不是一回事，一里為110戶，可能由一個自然村落的人丁數(shù)拆分編排而成（一個大的自然村落可能被拆分編排為多個里），也可能由2到3個甚至更多的自然村落組合編排而成（一里之區(qū)域也可能由多個小的自然村落組合而成）。因而，盡管里志和自然村落關系非常密切，但并不等同于村志，里志乃以里為記載對象之志，村志是以村莊為記載對象之志，兩者邊界、對象各不相同。目前一些研究者、方志機構，以歷史上“前朱里的區(qū)域范圍與現(xiàn)在烏鎮(zhèn)民合村基本吻合”為由，認為“《前朱里紀略》是桐鄉(xiāng)甚至是嘉興市唯一一部古代村志”、“嘉興的村志有康熙五十六年（1717）面世的《前朱里紀略》”、“現(xiàn)存‘清代村志9種’。加上浙江桐鄉(xiāng)《前朱里紀略》，當為10種”，顯然有失嚴謹?！肚爸炖锛o略》應屬里志，而非村志。輯著者盛序曰：“予亦為我里錄此瑣瑣剩帳，以俟將來之聞風起焉?！?/p>
二是要注意村志與山志的區(qū)別，避免將山志與村志相混淆?！吨袊胤街驹~典》指出：“山志，方志種類之一。山志所記是全國或省區(qū)范圍內屈指可數(shù)名山，這些山一般具有開發(fā)歷史悠久、風景佳麗特點，或是封建帝王封禪之所，或是佛教、道教勝地，或是文人學士留連吟詠之處。……山志與其它方志不同之處，在記述內容上有廣狹之分，門類有多少之別。舊山志一般分兩部分，一部分為‘卷首’，包括圖、序、凡例等；另一部分為專述，分別記述名勝古跡、湖光山色、人物故事、金石文物、藝文雜錄等。記載重在名勝、古跡、詩文、雜詠?！比缯聦W誠所言：“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為主，描摩宛肖為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游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即征奧博?！贝逯灸艘源迩f為記載對象之志，山志則是以山為記載對象之志，兩者在記載對象、重心、范圍、門類和內容上各不相同，如蔣《九疑山志》、黃宗羲《四明山志》、閔麟嗣《黃山志定本》、毛德琦《廬山志》等就是山志，而非村志，但以山命名的村莊也不在少數(shù)，如浙江省衢州市的魚山村、安徽省黟縣的碧山村、山東省平陰縣的孔子山村、山西省呂梁市的寨則山村等，因此有些志書也可能“名為山志，實為村志”，還是要根據(jù)志書的整體內容來加以考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另外，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還要注意村志與村史的區(qū)別，避免將村史與村志混為一談。所謂“史是一條線，志是一大片”，村志與村史在體例、內容和寫法上還是有所區(qū)別?！爸举F詳細，史存大體”，方志的重點不是“論”，而是“記”，即把資料原原本本記錄下來，是以資料為主，以資料取勝，故必須記載詳細；而史書則不同，重在探索歷史規(guī)律，雖也重視資料，但無須“無所不載”。
?。ǘ┛甲C所依據(jù)的文獻是否為中國現(xiàn)知最早村志
探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要注意“現(xiàn)知最早村志”“現(xiàn)存最早村志”兩個概念的區(qū)別，應以“中國現(xiàn)知最早村志”為依據(jù)，而非“中國現(xiàn)存最早村志”，避免作出無效推論。因為“現(xiàn)知”不一定“現(xiàn)存”（該村志未必流傳保存下來），“現(xiàn)存”的可能比“現(xiàn)知”的時間要晚。當然，“現(xiàn)知最早村志”，如果只是源于文獻記載的，也要注意考證其真實性。
?。ㄈ┦褂瞄_放性的表述
由于歷史上我國村志編纂及其流傳保存的這種狀況，探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只能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不斷考證的過程。目前，還不能排除有更早的村志幸得流傳保存下來，散落在民間，只是我們不得而知；或者某個文獻中有更早村志的記載，只是尚未被發(fā)現(xiàn)。因此，目前一些研究者所用“清人為村立志，頗為新奇，是修村志的起端”“村志編纂始于清代”“村志編修的歷史，始于明末清初”之類的表述，過于絕對武斷，應持“中國村志編纂最晚在……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開放性表述，更為客觀準確。
三 中國現(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村志考辨
上述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清代說”“始于明代說”“始于曹魏說”幾種說法，辨證不足，其中不乏認識混亂及謬誤，主要體現(xiàn)在依據(jù)的文獻是否為村志，以及是否為“中國現(xiàn)知最早村志”的判斷方面。
（一）關于《杏花村志》和《苫羊山志》
首先，在“是否為村志”方面，依照村志是以村莊為記載對象之志的定義，《杏花村志》顧名思義，屬村志無疑，但《苫羊山志》是山志還是村志，還須從志書內容本身加以考辨。苫羊山，山名，簡稱苫山，又名駐岱山，位于山東省東阿縣西南45里，海拔50余米?！渡谎蛏街尽废登屙樦问四辏?661）苫前里人李濠所修輯。此志在民間得以流傳保存，有手稿、手抄本、重修本、石印本、復印本等版本，但《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均未收錄。李濠在《苫羊山志自敘》中闡述了自己修輯此志的初衷：“山以苫名者何？以巒峰層疊有苫蓋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臥羊峰也。人顧稱苫不稱羊者，省文也。苫羊志者志苫羊之所以為苫羊也。客曰：‘苫羊非郡邑比志何為乎？’余曰：‘志郡邑則守土者之責，志苫羊則余之志余之責也。’志寰輿者略于郡邑，志郡邑者略于聚落；乃有地籍一隅，足擅郡邑之貌，備寰輿之采者，吾苫羊是也。苫羊名鄉(xiāng)也，岱宗盤回幾三千里，西來之脈至苫羊而止，故又名駐岱山。濟汶諸水互相環(huán)繞，山水會而靈氣呈，故其間多繡文緯武之儒，異材絕智之士，自是有忠孝焉，有仙釋焉；事業(yè)文章之大，他鄉(xiāng)莫能先焉，實為寰輿郡邑所關，何可以地非郡邑而弗志也！深懼善行不傳，勝跡湮沒，因不辭谫劣，漫為創(chuàng)始。始于圖考，終于祥瑞，為類凡十有三，舉山川之秀麗，綸之輝煌；與夫懿行遐軌，星土風氣，悉載于篇?！睆摹吧谎蛎l(xiāng)也”“他鄉(xiāng)莫能先焉”等措詞來看，李濠是在鄉(xiāng)或家鄉(xiāng)的域面來看待和描述苫羊山一帶的，并非村的范圍?！渡谎蛏街尽纺夸浬习ǖ貓D、分野、景致、山水、風俗、人物、恩綸、藝文、神祠、佛寺、古跡、災祥、述異13類，內容上并沒有體現(xiàn)出村志以村莊為中心和范圍搜集、編纂各方面資料的特點，而體現(xiàn)出山志以苫羊山這座山為中心搜集、編纂周邊一帶地理、人文資料的特點?！啊渡谎蛏街尽匪?，又不僅限于苫山，它兼及附近的山水、古跡、人文等”，如“地圖”類目下繪制的是東阿縣圖、苫山四境圖，“山水”條目下記載了苫羊山周邊一帶的魚山（在苫山正東12里）、子路山（在苫山南10里）、關山（在苫山南5里）、會通河（在苫山西15里）、大清河（在苫山東12里）、鹽渠（在苫山南5里）等，“古跡”條目下記有“桃丘在苫山西南十八里”，“奇孝”條目下記曰“苫之南五里為關山鎮(zhèn)，有鐘離氏”，“異人”條目下記稱“苫陰五里焦家村有孫氏者”，記載的資料遠超出苫山村和苫前里的范圍。志中“人物”類目下記載的50人中，僅李仁、劉莊2人明確寫著為苫山村人，劉觀、李學詩、李濠3人記載為世居苫山或苫山人，剩下的有40余人未予載明。因此，筆者認為，《苫羊山志》從記載對象、重心、范圍、篇目、內容，及其地圖、分野、景致、山水的記載特點上來看，更應歸為山志，而非村志，也非里志。那種認為《苫羊山志》“不唯山乘，實亦‘里志’”、“名為山志，實為村志”、“是東阿縣第一部村志”，“是中國最早的村志”的說法是不太準確的，存在混淆概念、認識混亂的問題。
其次，在是否為“中國現(xiàn)知最早村志”方面，《杏花村志》編纂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時間上至少比明末的《庉村志》要晚，因此并非“中國現(xiàn)知最早村志”。
?。ǘ╆P于《庉村志》和《硯山志》
據(jù)筆者查閱，《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均收錄《庉村志》，但都未收錄《硯山志》?！吨袊胤街究偰刻嵋贰吨袊胤街韭?lián)合目錄》載：《庉村志》系“（清）曹纂”，“清順治間纂”，“是志纂于清順治初年”。這有所誤讀，對方志界誤導頗深，《庉村志》結尾“雜述”有言：“……而吳江葉君山民晤范君煙橋，始知此志為明村人曹神錫所撰，清初布衣曹蓮峰鄴校補重錄者不及列姓名于簡端，特為揭而著于此。”《庉村志》應為“（明）曹纂、（清）曹鄴校補增纂”。
明代楊守陳所撰《楊文懿公文集》中確有《硯山志序》。外界一般認為《硯山志》已佚，但筆者到江西省樂平市塔前鎮(zhèn)開展田野調查獲悉，《硯山志》有幸得以流傳保存了下來，且在當?shù)乇４嬗星逑特S元年（1851）歲次辛亥孟夏月重修、民國庚申（1920）又修，及2014年甲午十月重修等版本。細閱清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夏月重修、民國庚申又修版本，可以發(fā)現(xiàn)，《硯山志》乃明景泰甲戌（1454）江西饒州府樂平縣靜理鄉(xiāng)三十七都石硯里徐潤所纂，志中也確有楊守陳天順四年（1460）正月五日所作《硯山志序》。據(jù)《硯山志》記載，徐潤，字光澤，號勉軒，生于明永樂丁亥（1407），卒于明成化己亥（1479）。楊守陳所撰《楊文懿公文集》中的《硯山志序》曰：“今宣平教諭光潤先生乃述其里社之稱、山川風俗之美、人物之賢、屋室丘隴之概，旁及于古今文詞之有，關乎此者，匯書而備錄之，總若干卷，名曰硯山志?！睏钍仃愖匝允切鞚欓T生，不可能不知先生名號，稱光潤先生，或系古時為尊者諱。在清咸豐元年歲次辛亥孟夏月重修、民國庚申又修版《硯山志》中，楊守陳《硯山志序》刻印的是“今宣平教諭光澤先生”。
首先，在“是否為村志”方面，依照村志是以村莊為記載對象之志的定義，《庉村志》也屬村志無疑，志中“沿革”條目載：“國初，差繁法密，居民往往脫籍遷徙，地多閑曠，乃易市為村，有前后二村。”但《硯山志》是否為村志，還需根據(jù)志書的內容具體分析?！冻幧街尽分小妒幧奖灸份d：“石硯山發(fā)自浮梁鳳游，山高四十余丈，周回七里許，山下有石如硯，故名石硯山。唐真觀中，其山產(chǎn)乳泉……天寶六年，賜名乳泉山。今居是山左右數(shù)大姓皆稱石硯里，惟吾宗獨稱石硯徐氏者，其地以人顯矣?！笨梢?，硯山，即石硯山、乳泉山，系山名，明代中期硯山左右數(shù)大姓居住之地皆稱石硯里，徐氏為里中望族。“鄉(xiāng)都”條目載：“樂平十一都，靜里其一也。靜里所隸之都自三十四至三十七，凡四，吾族所居靜里鄉(xiāng)三十七都?！薄袄锷纭睏l目載：“上下二族，皆稱石硯里，而上族之社稱里仁，取里有仁厚俗之意，下族之社稱長豐，取歲常豐稔之意欸。”“里居疆域”條目載：“東至月山十里，至德興縣一百二十里；西至月巖十里，至府治一百二十里；南至山下一里，至本縣治三十里；北至梅浦一里，至浮梁縣八十里。”明清時期實行的是“鄉(xiāng)—都—里（圖）—甲”的基層組織模式，鄉(xiāng)分為若干個都，都之內眾自然村落編戶為若干個里（圖），里（圖）之下再編為甲，國家通過設立都正、里正、圖正、甲首等對鄉(xiāng)村進行賦役和治安管理。從徐潤的描述來看，明代中期硯山左右，徐氏等數(shù)大姓所居之地，在基層行政組織上為江西饒州府樂平縣靜理鄉(xiāng)三十七都石硯里。徐氏上下二族皆被編戶在石硯里，上族之社稱為里仁，下族之社稱為長豐，據(jù)《硯山志》中《石硯長豐社會序》所述，里仁、長豐系社廟名稱。志中《存恕齋記》也載：“洎水之北有里曰石硯，有巨姓曰徐氏。”《題硯山十景圖》載：“吾宗世家硯山下，延袤不五里許，林巒鐘奇，溪谷涵秀。”“形勝”條目載：“地衍而肥，泉甘而洌，東西地宅之相連，前后溪山之交護?！薄冻幧叫聽I重新培筑龍頸疏》載：“吾之同居里者，數(shù)十余家，且后進彬彬輩出?！?/p>
從徐潤所記“里居疆域”為“東至月山十里，西至月巖十里，南至山下一里，北至梅浦一里”來看，明代中期徐氏上下二族在石硯里中的位置和范圍，與今天上徐村和下徐村的位置范圍大致無差，今兩村中明清牌樓、祠堂、民居、古街、古橋、古樹、石板路仍有保存。清康熙《樂平縣志》載：“本朝承明制，鄉(xiāng)都悉同，靜理鄉(xiāng)三十七都，去縣四十里，編戶十三圖?！蓖巍稑菲娇h志》載：“三十七都，去縣四十里，編戶十三圖，列村：月巖村、葵田、山下、月山、弩丹、藍橋、界首、桃林、黃岡、石井頭、塔前、毛家園、西坑、戴志塢、太安村、高圳、花門樓、下古村、安邦、興思橋、里沖、黃泥村……”據(jù)硯山今下徐村、上徐村村民稱：當?shù)卦谇宕郧敖惺帲宕?，徐氏下族改稱下葵田，徐氏上族改稱上葵田；新中國成立后，下葵田改作下徐，上葵田改作上徐。在清代三十七都列村中，也確有“葵田”的記載，且與月巖、山下、月山3個村并列，這與《硯山志》“里居疆域”所示四至相吻合。因此，可以確定，從古至今，樂平當?shù)夭]有一個叫“硯山村”的村莊。硯山徐氏宋初在此依水建村，南宋理宗淳祐年間沿河溪上游附近延袤，形成上下二族的空間形態(tài)與分布特征。當?shù)卮迕窈彤數(shù)刭Y料多把南宋理宗淳祐年間硯山徐氏下族有族人向河溪上游附近遷居，看作是在“村上方又另建一村”的行為，筆者認為不然。綜合各種資料，筆者認為，這只是原初村落在人地壓力下向周邊的自然延袤，本質上仍為同宗同族的“宗族聚居”，仍為一個村莊。稱為上族、下族，多為日常生活中自我區(qū)分的方便，并不代表當時它們已是名稱不同的2個村落，今天我們看到它們成為2個村莊是后來歷史發(fā)展演變的結果。明代中期，硯山徐氏上下二族皆被編戶在石硯里，村落的名稱未見明確記載，《硯山志》中多見“石硯徐氏”的表述。清代，硯山徐氏上下二族村落的名稱在同治《樂平縣志》三十七都列村中明確記為“葵田”，并未看到官方分2個村莊、2個名稱來作記載。上族改稱上葵田，下族改稱下葵田，也多為日常生活中自我區(qū)分的方便，實為一個村莊，葵田村。這與明代江蘇吳江的庉村“有前后二村”情況類似。
從志書整體內容來看，《硯山志》名曰山志，但重心不在記山。徐潤在《勉軒自序》中闡述了自己編纂此志的緣起和初衷：“景泰甲戌秋，予為定州學官，預修真定郡志，校讎之余，因念吾家世居樂平之石硯，凡山水形勝、今昔人物、制誥詩文，曾有載于《康山廣記》者，有著于《靜理鄉(xiāng)鄉(xiāng)志》者，有紀諸家乘及他文集者，欲其一覽俱在心目，不易得矣。于時竊以素所見聞者，手錄成帙，題曰《硯山志》，藏之巾笥，間一展玩，庶或有益，但以遠處宦鄉(xiāng)，未獲詢之宗丈，于中多有遺漏失次，心又不能無憾焉。集成，復囑門生舒德代謄副稿，送之家塾。倘族長者暨良子姪有能考據(jù)某山某水之勝、某由某科仕至某官葬某山、某隱居有德行才藝與夫詩文之可為矜式者，相以匯次與增廣之，則不惟斯志之幸，抑可以啟后之人。”另外，在《勉軒寄叔志高書》中，徐潤寫道：“余不敘，向在真定，忝修郡志，因念吾族事實分夥，亦宜志之，公暇輒以家居日所見聞者，手錄為帙，題曰《硯山志》?！芤宰逯惺论E、詩文尚有遺漏，欲鋟梓而未敢焉。茲煩錄稿達知，煩以尊祖敬宗為心，廣詢博訪其有佳事跡、有好詩文，不拘今昔，但于吾族有相關者，無吝采輯，付與來價，俾得成書，是亦一族之慶也。”從徐潤自己“因念吾族事實分夥，亦宜志之”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其編纂《硯山志》的初衷并非記載硯山這座山，而是為了記載硯山石硯里徐氏家族之人和事。因此，《硯山志》名曰山志，實非山志。志中《正之復用晦書》載：“《硯山志》規(guī)模、凡例俱已得體，坊牌可加，土產(chǎn)、戶口、錢糧不可加，隱逸可減，節(jié)婦不可減，蓋志雖以硯山名，然人物、文章皆徐氏事也。戶口、錢糧他姓混于版籍，將何以處之哉？”石硯里，居住數(shù)大姓，徐氏只是其一，《硯山志》對區(qū)域內他姓人和事未加記載，因此，也并非一部完整、嚴格意義上的《石硯里志》。志中《石硯長豐社會序》載：“吾石硯之同居者，皆為一宗，非異姓相聚者，比尤宜體此而力行之?！薄冻幧街尽饭?4卷，目錄包含徐姓本末、石硯山本末、鄉(xiāng)都、里社、里居疆域、風俗、形勝、山水、十景、橋梁、古跡、地宅、牌坊、祠宇、墳墓、仕宦、科第、隱逸、節(jié)孝、烈女、制誥、譜序、墓志銘、詩記、詞調、序跋等，僅記載硯山徐氏上下二族之人和事，志中《劉濟書》載：“然是志多錄徐氏之世德，目錄之內鄉(xiāng)名至第宅八者、墳墓至詞調十一者，皆徐氏事跡，而寺觀、祠廟不類，淺見于此二者似乎可去，庶得歸一。”這倒使它相當于是一部《硯山徐氏家族志》，也相當于是一部《硯山徐氏村志》，或說《葵田村志》。因此，筆者認為，徐潤《硯山志》名為山志，并非山志，也非里志，實為家族志，也實為村志。如《硯山志》中《明勉軒徐先生墓志銘》所言：“先生學博才贍，嘗預修英廟實錄、真定郡志，續(xù)修家志、家譜，?？旄呤考跃薰P也。”徐紳《硯山志后序》所稱：“夫志之為言記也。記以硯山名，蓋不忘其所自出也?！?/p>
其次，在是否為“中國現(xiàn)知最早村志”方面，《庉村志》“卓行”條目中有對曹的記載：“他凡義舉必勇于為，萬歷己卯大水，歲兇，出粟三百斛濟饑與貧民，代輸災銀七十余兩，又捐田建塜以瘞貧骨?！薄澳褂颉睏l目中也有記載：“萬歷三十九年，有五圖生員曹燁同弟曹捐隨字圩田六畝遷之，今同里湖濱俗呼曹家墳者，是其舊冢在柳字圩者?！弊鳛榇逯?，古代鄉(xiāng)村譜系發(fā)達，村里同時期出現(xiàn)兩個曹的可能性極小，為纂者曹的可能性大。萬歷己卯為1579年，萬歷三十九年為1611年。由此可推斷，曹大致生活于明嘉靖至崇禎之間。《硯山志》編纂于明景泰甲戌。因此，該志在編纂時間上比《庉村志》要早很多。《硯山志》有可能是中國現(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的村志。《杏花村志》編纂于康熙二十四年，《硯山志》比《杏花村志》要早231年，《庉村志》也比《杏花村志》早很多。錢茂偉認為“《杏花村志》是現(xiàn)存第一部村志，也是唯一入選《四庫全書》的村志，倒是可以肯定的”，顯然有誤。清《杏花村志》是唯一入選《四庫全書》的村志，但并非中國現(xiàn)存第一部村志。
（三）關于《瀨鄉(xiāng)記》
根據(jù)李玉誠的考證，《瀨鄉(xiāng)記》可能成書于北魏后期，并非曹魏時期，為崔玄山所撰，共一卷，可能散佚于南宋中后期，目前尚存20條遺文，3條相關內容，總計23條。瀨鄉(xiāng)曲仁里為老子誕生地?！妒酚洝だ献禹n非列傳》載：“老子者，楚苦縣厲鄉(xiāng)曲仁里人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楚滅陳，而苦又屬楚，苦音怙?！眳栢l(xiāng)本為厲國，僖公十五年（前645），厲國尚為諸侯國，周室衰微后，轄于陳。公元前478年，楚滅陳，降陳為縣，厲國舊地改稱厲鄉(xiāng)。秦漢以降至唐代以前，中國基層管理制度以鄉(xiāng)里制為主，里聚合一，鄉(xiāng)是國家政權的基層實施單位。厲鄉(xiāng)，隸屬關系介于苦縣和曲仁里之間，在行政層級上是鄉(xiāng)，不是村。據(jù)王玨考證，楚即指古代楚國，苦縣即今鹿邑縣，厲鄉(xiāng)也作瀨鄉(xiāng)，即后來的太清宮鄉(xiāng)，曲仁里即鄉(xiāng)政府所在地。因此，《瀨鄉(xiāng)記》并非村志，認為“著名思想家老子故里河南省鹿邑縣瀨鄉(xiāng)在三國曹魏時期編纂的《瀨鄉(xiāng)記》可謂村志之濫觴”，顯然有誤。2005年，劉緯毅在為《鳳和志》所寫的《鄉(xiāng)村志略述（代序）》中就認為《瀨鄉(xiāng)記》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鄉(xiāng)志。但“就目前所見《瀨鄉(xiāng)記》遺文內容來看，主要內容是關于老子”，無法見得該書全貌，是否為嚴格意義上的鄉(xiāng)志，也不好下定論。崔玄山有可能只是把記述老子事跡的書取名《瀨鄉(xiāng)記》。
綜上可見，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清代說”“始于明代說”“始于曹魏說”幾種說法依據(jù)的文獻中，僅《杏花村志》《庉村志》明顯屬于村志，《硯山志》可歸為村志。從目前所知、所見文獻來看，中國現(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村志，并非清康熙二十四年郎遂編纂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也非明末曹編纂的江蘇吳江《庉村志》，而是明景泰五年（1454）徐潤編纂的江西樂平《硯山志》?！缎踊ù逯尽穭t是唯一入選《四庫全書》的村志。2011年5月，李茂盛在《山西省村志系列叢書》總序中寫道：“村志在歷史上出現(xiàn)較晚?，F(xiàn)存最早的村志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編纂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和康熙五十七年（1718）編纂的上海閔行《紫堤村小志》?！?017年，王復興認為：“現(xiàn)存最早的村志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編寫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019年6月，張志仁在為《辛坊村志》所作的序中也寫道：“現(xiàn)存最早的村志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編纂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和康熙五十七年（1718）編纂的上海閔行《紫堤村小志》?！?020年5月，高啟安在為《芳草村志》所撰的序中寫道：“目前所見，最早以村志名者，當數(shù)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編撰的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敝袊F(xiàn)知與現(xiàn)存最早村志是清康熙《杏花村志》的說法，以及由此得出的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清代的推論，傳播廣泛、影響深遠，對方志界誤導頗深，亟需加以澄清。
余 論
受限于歷史上我國村志編纂及其流傳保存的這種狀況，關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只能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不斷考證的過程。從發(fā)現(xiàn)《硯山志》的田野調查中可以看到，中國仍有不少鄉(xiāng)土文獻散匿在民間，不排除今后會有比《硯山志》更早的村志被發(fā)現(xiàn)。全國各地的地方志辦公室應深入開展對舊村志的尋訪普查工作，向全社會廣泛征集線索，以便為探討中國村志編纂肇始何時問題提供新的依據(jù)。也為此，我們仍要注意避免使用“中國村志編纂始于明代”之類的絕對武斷表述，應持“中國村志編纂最晚在明代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開放性表述，更客觀準確。
中國村志編纂明代已有之，但舊志現(xiàn)存數(shù)量寥寥無幾的根本原因，還在于村志未被納入官修范疇，主要為民間自發(fā)偶作，編纂數(shù)量很少。目前，村志編纂仍未納入國家修志序列、還主要處于民間自發(fā)狀態(tài)的局面亟需改變。目前，社會上，包括方志界普遍存在村莊資料匱乏、修志難度大的畏難情緒，對此我們要看到，修志不論厚薄，價值在于內容；清初增修后的《庉村志》也只有18頁，這并沒有妨礙它在今天的價值，有勝于無。
另外，政府方面，一直對“全國范圍內村莊數(shù)量數(shù)以萬計，如每村皆修志，那不知要投入多大的人力、財力”多有顧慮，對此我們也要認識到，“中華文明根植于農耕文化，鄉(xiāng)村是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 ，不管未來如何變化，有一部村志在，村莊的根就已經(jīng)留住，文化的根就得以保留?！缎踊ù逯尽贰稁荽逯尽贰冻幧街尽返奈幕Ｗo和文明傳承價值，非用金錢所能衡量。村莊修志條件和修志需要，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村村修志”，并非一定要政府大包大攬，將政府、村莊、社會和市場的力量充分結合起來，是方向所在。為此，適時修訂《地方志工作條例》，將村志編纂納入國家修志序列、提上國家工作日程，實現(xiàn)村莊依法修志，應修盡修、能修盡修，勢在必行。
（作者單位：浙江省社會科學院）
原文載《中國地方志》2025年第3期。因微信平臺限制，注釋從略。如需查閱或引用，請閱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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