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特征，是指方志區(qū)別于其他事物的特殊征象、標志。什么是方志的特征？新方志編修大規(guī)模開展以來，方志界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見于論著中的說法，即不下20多種，如地方性、區(qū)域性、連續(xù)性、廣泛性、普遍性、全面性、綜合性、系統性、體系性、資料性、真實性、可靠性、紀實性、實用性、多用性、詳今性、史鑒性、思想性、科學性、時代性等。至于具體的表述，則多大同小異。這些“性”從不同角度揭示了地方志已有的或應有的特征，提法雖不盡一致，但稍加分析，即可發(fā)現這些說法：一是在詞義上屬于同義反復，如地方性、地域性、區(qū)域性等；二是意思相同或相近而說法不同，如廣泛性、普遍性、全面性、綜合性等；三是原屬地方志固有特征的派生性特點，如紀實性、真實性、可靠性等，是資料性特征派生的特點；四是有些不屬于對地方志的內涵界定，而是對地方志的質量要求，也是對其他著述的共性要求，如真實性、思想性、科學性、時代性等；五是有些屬于對地方志的功用特點的提法，如實用性、多用性、史鑒性等。[1]
在這些眾多特性中，什么才是方志最本質的、最主要的特征，存在著爭議。任何事物，都是屬性決定特征、特征體現屬性，所謂方志的基本特征，就是那些體現方志本質屬性的特征。根據《地方志工作條例》關于綜合性行政區(qū)域志書的界定，地方志書既然是一種“資料性文獻”，那么有理由認為，資料性、全面系統性、區(qū)域性（地方性）就是方志最基本的特征。其他特性，多是外在的、非方志所獨具的特性。如時代性，這是絕大多數作品共有的屬性，并非方志區(qū)別于其他作品的特殊性。
一 資料性
“資料”一詞，是20世紀初源自日本的一個外來詞。最早將這兩個字用于方志研究的是梁啟超。在《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方志學》一文中，他提出：“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眾修，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于著作之林。雖然，以吾儕今日治史者之所需要言之，則此二三千種十余萬卷之方志，其間可寶貴之資料乃無盡藏。良者固可寶，即極惡俗者亦未宜厭棄……而疇昔史家所記述，專注重一姓興亡及所謂中央政府之囫圇畫一的施設，其不足以傳過去現在社會之真相，明矣。又正以史文簡略之故，吾儕所渴需之資料乃摧剝而無復遺，猶幸有蕪雜不整之方志，保存所謂‘良史’者所吐棄之原料于糞穢中，供吾儕披沙揀金之憑借，而各地方分化發(fā)展之跡及其比較，明眼人遂可以從此中窺見消息，斯則方志之所以可貴也。”他又說：“夫方志之著述，非如哲學家、文學家之可以閉戶瞑目其理想而遂有創(chuàng)獲也。其最主要之工作在調查事實，搜集資料?！?/p>
較早提出資料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這個觀點的是劉伯倫。之所以如此，一是地方志的編纂完全取材于資料，二是地方志的地位是靠其強烈的資料性確立的，三是地方志的體例因其資料的類別不同而開設，四是地方志的種種作用均系其資料作用的發(fā)揮，五是地方志的特性通過資料來體現。由此，他得出了“資料性使地方志成為無價之寶”、“資料性是衡量一部志書的主要標準”的結論。[2]
資料性為方志的主要特征之一，這一點是被多數人認可的。因為，作為一種資料性文獻，地方志的基本任務就是記錄事實，積累資料。當然，這種積累并不是簡單的積累，而是有一個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過程，是一種資料性著述。這種著述，又不同于一般的學術著作。一般的學術著作要闡述理論或者探討規(guī)律，都是圍繞主題思想或中心論點去組織材料，安排章節(jié)，并闡明作者自己觀點的。方志則是通過資料的排比選擇，客觀地記述事物、事件和人物，寓觀點于記述之中，述而不論的。這一點可以地方志和地方史的對比為例。
地方志和地方史是性質非常接近的兩個學科，都以一定的地域范圍為研究對象，都研究一個地區(qū)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有其相通之處，故自宋以來，很多人把地方志和地方史等同，認為志就是一地之史。如章學誠即稱：“方志乃一方全史?！备试迄i亦云：“一省通志即一省之歷史也，一縣志乘即一縣之歷史也?！逼鋵崈烧呤怯忻黠@區(qū)別的。最大的區(qū)別是，地方史的主要任務是以時為序記載一地的歷史，闡明和揭示一地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故史論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說，在地方史書中，作者是可以發(fā)表個人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看法的。地方志則不承擔探索、研究事物發(fā)展規(guī)律的任務，而是需要客觀、全面地記載一個地方自然和社會發(fā)展變化的情況，反映它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點，編者不能隨便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發(fā)表議論。例如，同樣是記述農民起義，“史”法與“志”法是不同的。方志記載農民起義，需要講清楚起義發(fā)生的背景、時間、地點、領導人、交戰(zhàn)雙方的力量、戰(zhàn)斗的經過、結果等基本情況。至于它為什么會失敗，有什么重大的歷史意義，留下了怎樣深刻的教訓等，則不需要編纂者直接進行分析和闡述。地方史記述農民起義，就需要加以直接的分析和闡述，并作出合乎實際的評價。[3]
當然，述而不論，不等于沒有觀點和看法。說資料性是方志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因為地方志是將觀點貫穿在對材料的取舍或對事實的敘述中的，也就是方志界常說的用資料說話，寓觀點于敘事中。
二 全面系統性
地方志書是一個行政區(qū)域內自然和社會百科萬象歷史與現狀的總體反映，《地方志工作條例》界定它“是指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qū)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因此，“全面系統性”也是方志的本質屬性之一。
地方志內容廣泛，涵蓋全面。故所謂“全面性”，就收集資料而言，就是反映區(qū)域范圍內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物等方面的資料，門類齊全，做到“橫不缺項”；就最后成書的內容而言，就是要如實記載區(qū)域范圍內從自然到社會各個方面的情況，做到“橫不缺要項”。而所謂“系統性”，就是反映事物宏觀與微觀兩個方面的資料，應有盡有，做到“縱不斷線”；具體的內容記述則做到了反映事物發(fā)生發(fā)展、興衰起伏過程的資料連貫、系統，做到“縱不斷主線”。
志書質量的優(yōu)劣和價值的大小，最根本的還是取決于志書內容是否全面系統，取決于它能否為人們提供準確、翔實、權威的資料。著名學者司馬光稱方志為“博物之書”，章學誠稱之為“一方之全史”，今人稱方志為“一方之總覽”、“地方百科全書”，主要就是從志書資料的全面系統和權威性著眼的。
三 區(qū)域性
區(qū)域性，又稱地方性。方志二字，一般釋“方”為“地方”，“志者，記也”。循名責實，方志就是關于一個地方各方面情況的記述，其全面系統的資料就是關于特定區(qū)域中特定對象的資料，是地情的載體。我國現存的8000余種舊志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編修的新志，無論是一統志、省志、府志、州志、縣志、市志、盟志、區(qū)志、鄉(xiāng)鎮(zhèn)志等綜合性志書，或是地理志、經濟志、文化志、教育志、人物志、動物志、植物志、金石志等專志，大者一省，次者一府、一州、一縣，小者一個鄉(xiāng)鎮(zhèn)乃至村莊，都是以一定區(qū)域內的特定地情為記述對象，并以地方的特征命名的，這就形成了方志的區(qū)域性特征。
區(qū)域性特征，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之一。民國時期，方志學家李泰棻指出：“修方志者必先考定此方疆域沿革，此所謂修志之先決問題也?！币驗榈胤街臼且环街?，是全面系統地記述本行政區(qū)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的資料性文獻，所以古今修志，一般都強調記事要以現行行政區(qū)域為空間范圍，越境不書。盡管二輪修志提出，“交代背景，反映與本行政區(qū)域外的橫向對比、聯系等，不視為越境而書”，但仍強調“區(qū)域界限明確，以本行政區(qū)域為記述范圍，越境不書”。不管是橫向聯系也好，交代背景也罷，還是因行政區(qū)劃調整而需要追溯與相鄰地區(qū)有關的歷史，都是以本行政區(qū)域為立足點的。否則的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勢必造成彼此之間的交叉、紊亂。因此，地方志所記內容，總是具有鮮明的區(qū)域性特征，否則也就不成其為地方志了。
在實踐中，區(qū)域性特征是通過地方志的記述內容表現出來的，故區(qū)域性又主要表現為地方性，因為不同區(qū)域都存在著自然環(huán)境、政治狀況、經濟發(fā)展、文化教育、社會面貌、風俗習慣等的不同，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文化的發(fā)展水平不一，形成了各自的地方特色。方志最大的優(yōu)點，就在于能夠充分反映這些地方特色，因而具有鮮明的地方性。
方志的上述三個本質特征，是地方志質的規(guī)定性的具體體現。作為一種“資料性文獻”，資料性是方志“與生俱來”的特征，它決定了方志的功用和價值。全面系統性則是志書資料價值的具體表征，也就是它不是零散的資料，而是全面系統的資料，是帶有明顯區(qū)域性（地方性）特征的資料。因此，三者如果去掉其中一個，就不成其為嚴格意義上的地方志；反之，如果隨意加上幾個，地方志的內涵也就無從界定。
注釋：
[1]參見甄人：《一代志壇——馬克思主義方志學理論與實踐》，方志出版社，2002年。
[2]劉伯倫：《資料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載《山西地方志通訊》1982年第9期。
[3]參見廣州市地方志辦公室編《續(xù)志編纂要覽》，廣州出版社，2003年。
（編校：閔潔 審核：張晶萍 排版：劉云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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