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的起源有多種的說法，如果從兩漢時期大量出現(xiàn)地記算起，方志至今有2000多年的歷史了。在這一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方志的名稱和形式多種多樣。自東漢迄于北宋，千余年間，曾以地記、圖經、地志、圖志等名稱和形式長期流行，迨至南宋，始發(fā)展成為定型方志。元代以后，志書在以志為名的主要形式下，穩(wěn)定發(fā)展，明清大盛，迄民國亦未中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繼承修志傳統(tǒng)，開展首輪、第二輪志書編修。志書雖沿襲舊志名稱，但從內容到體例已大大創(chuàng)新。
一 方志的初級形式——漢魏地記
地記發(fā)軔于兩漢，興起于三國、兩晉，而大盛于南北朝時期，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流。地記是記載一地古今情況的早期地方志書，它同定型方志比較起來，由于一般只記載疆域、山川、古跡、人物、風土，而尚未及于政治、經濟、軍事、藝文，內容較為簡略，神話和傳說成分較多，所以在內容和體例方面尚不完備，未臻方志之體，是傳統(tǒng)方志的初級形式。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為了表彰自己的家鄉(xiāng)，曾下令編寫《南陽風俗傳》，在其影響之下，沛、三輔、魯、盧江等地也都紛紛產生了這類著作。這類著作，雖然為傳記，實際已包含風俗等內容，兼有人物傳記與地理性質，是最初形態(tài)的地記。
從現(xiàn)有所存書目看，西漢有王褒《云陽記》一種，東漢有李尤《蜀記》、朱玚《九江壽春記》、應劭《十三州記》、楊孚《臨海水土記》、盧植《冀州風土記》等五種。此六種漢人地記，今均佚亡。但是，從后人的相關論述中可知，總體上講，人物和地理是地記的兩大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這種地記，乃至后來的方志，長期以來，在目錄學上均無獨立分類門目，或被看做地理之書，或被視為雜傳。后世目錄學家由于看法不同，以至于歸類時出現(xiàn)“或一書而兩類互見”、“或裁篇分類著錄”的奇特現(xiàn)象。即同一部著作，此書載入地理，彼書分在雜傳。此類現(xiàn)象，直到清代也如此。
地記進入三國以后，逐漸興盛起來，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盛極一時。地記之所以如此，與當時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經濟勢力的發(fā)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地方豪族地主政治、經濟勢力的膨脹，門閥制度的形成，是地記得以高度發(fā)展的社會基礎和政治條件。魏晉南北朝以來，世家大族通過九品中正的選人制度，操縱地方選舉及國家用人的大權，那種“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實際上已成為當時社會的不成文法，結果出現(xiàn)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現(xiàn)象。為了顯示自己門第的高貴，世家大族們往往又各自標舉郡望，以達到壟斷權勢的目的。他們?yōu)榱孙@示自己門第的高上，表明自己郡望的優(yōu)越，于是便大肆表彰本郡的人才，撰寫各類鄉(xiāng)賢傳記，宣揚本郡的山川名勝、地氣靈秀、物產豐富。出于客觀現(xiàn)實的需要，兼載人物與地理的著作形式——地記便盛行起來。當時除了先賢傳、耆舊傳、風俗記、風土記之類著作外，還大量出現(xiàn)了地記，這就將專寫人物與專寫風俗兩者匯合起來，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要形式。
當時的地記名稱并不一致，有記、志、錄、傳之稱，而以記為主流，記、志又是互為通用。當時的記與志意相同，都是記載的意思。正因如此，所以目錄學家著錄時，往往便出現(xiàn)志作記、記作志的相互變換的情況，如袁休明的《巴蜀記》，亦稱《巴蜀志》；董覽的《吳地志》，亦稱《吳地記》；山謙之的《丹陽記》，亦稱《丹陽志》；甚至酈道元在《水經注》中，也將《華陽國志》稱《華陽國記》。
根據(jù)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中所列不完全書目粗略統(tǒng)計：到三國時，地記增為14種，兩晉達到43種，南北朝更增多為50種。魏、晉、南北朝地記大都佚亡無可考，完整的一部也沒有。其中著名而尚有佚文輯錄者，僅晉《太康地記》、任昉《地記》、羅含《湘中記》、盛弘文《荊州記》等數(shù)種。[1]作者和時代都確切可考的地記約130多種，而其他無法考證作者或年代的數(shù)量還相當大。[2]唐宋以后直至明清，地記的編寫幾乎從未間斷，其內容更加豐富，除了保持原有的名稱外，與成型的方志已基本無異。
二 方志的過渡形式——隋唐圖經
圖經起源于何時，如何發(fā)展而來，目前說法不一致。如傅振倫認為：“圖經起源于地記，其可考者有晉人摯虞的《畿輔經》?！盵3]而倉修良認為，圖經起源于東漢時期，并引用《華陽國志》卷一《巴志·總序》記載：“永興二年（154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余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xiāng)亭去縣或三四百，或及千里?！闭J為《巴郡圖經》是我們今天所能知道的最早一部圖經。[4]至于圖經究竟是怎樣形式的一種著作，由于最早的圖經并未流傳下來，文獻也沒有詳細而明確的記載，故難以明確說明，目前對圖經的描述眾說不一。敦煌石室所發(fā)現(xiàn)的《沙洲都督府圖經》及《西周圖經》是目前僅能見到的唐代圖經，但首尾皆殘缺，仍不能見其全貌。目前對圖經描述的主要的觀點有：近人王以中認為：“中國古來地志，多由地圖演變而來。其先以圖為主，說明為附，其后說明日增而圖不加多，或圖亡僅存說明，遂多變?yōu)橛姓f無圖與以圖為附庸之地志。”[5]當代一些學者也支持此觀點，如來新夏認為：“過去地方志和地圖平行發(fā)展……到了周隋之際，圖和志兩者開始合為一體，地志與地圖合編一書，做到圖說結合，有圖有說，圖說并重，隋唐方志繼承了這一傳統(tǒng)?！盵6]王重民認為：“最早的圖經是以圖為主，用圖表示該地方的土地、物產等。經是對圖作的簡要的文字說明……這種文字說明，越到后來越多，圖在圖經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縮小。6世紀的圖經仍然有圖有經，但是以經為主了?！盵7]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圖經實際上與六朝之地記相似，只不過前面增加了各種類型的圖罷了，而很少有人物傳，即使有也退居次要地位，這就是兩者的最大的區(qū)別?！敝劣趫D“無外乎疆域圖、山川圖、城池圖、宮殿圖、名勝古跡圖等。而這種圖都居于卷首”[8]。雖然各家對圖經是何種形式的著作描述不一致，但圖經盛行于隋唐，目前各家觀點趨于一致。
隋統(tǒng)一全國以后，曾實行了一系列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措施。如改革地方行政機構，由州、郡、縣三級改為州、縣兩級制，消除東晉以來僑置州郡所造成的混亂，整頓地方行政區(qū)劃，加強戶口控制。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年）規(guī)定，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中央任免，并且“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于是全國大小官吏，悉由吏部管理任免，特別是縣佐還規(guī)定須用別郡人，不得用本地人。這些措施的實行，使那些世家大族失去了把持地方政務的特權。唐朝政權建立以后，通過多次大型譜牒的編纂，用政治手段重新評定了姓氏門第，突出皇室和功臣地位，壓制舊的門閥勢力，削弱門第觀念。唐太宗采用編《氏族志》的手段，把全國舊望與新貴的地位進行一次大調整并加以固定下來，使那些本不為士族的新貴們進入了士族行列，壓低了原有舊士族的社會地位。后來武則天當權，又通過唐高宗下詔改修《氏族志》為《姓氏錄》，這就把士族的范圍更加擴大，進一步促進了士、庶合流。隋朝在整頓州縣的同時，隋文帝于開皇五年（585年）先后實行了“大索貌閱”和“輸籍法”兩項措施，目的就在于嚴格核對戶口，“戶口不實者，正長沅配”。圖經的編修，可以進一步了解全國所置州縣的現(xiàn)狀，諸如疆域的區(qū)劃、戶口的多少、賦稅的增減、物產的品種等均可得知。
隋唐以前，中國史書大都出于一二人之手，雖有官修史書，也只不過是個人接受皇帝的命令而編寫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私家撰史之風大為盛行。然而，隋唐時期，國史的纂修大權壟斷在中央政府手中，就連私人評論人物的著作也一律禁止。隋文帝開皇十三年（593年），“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絕”。另外，隋朝開始，采用了科舉選士制度，到了唐代，并確立為選拔官吏的主要制度。這種科舉制與以前的察舉制和九品中正制不同，它是以才取士，無需對人物進行褒貶品第，更不受門第郡望的限制。這樣一來，以人物傳記為重要內容的地記的發(fā)展就明顯地受到限制。門閥制度的消亡，世家大族的衰落，意味著大量產生地記的溫床已經崩潰，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代之而起的便是圖經的盛行。[9]
隋唐五代時期，是我國地方志發(fā)展第二階段即圖經盛行時期。隋代有全國性的區(qū)域志和圖經集各一部，即隋《區(qū)宇圖志》和《隋諸州圖經集》?！端逯T州圖經集》是匯集全國各地圖經編纂而成的一部隋代圖經總集，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隋朝圖經發(fā)展的概況和記載的內容。這部《隋諸州圖經集》足以表明，隋朝編修圖經，確實是相當普遍的。
唐代圖經編修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政府設立專門官吏管理此項工作，并明確規(guī)定編修期限和辦法。唐代圖經的編修，原來是定為三年一修，后改為五年一修。若遇特殊情況，如“州縣增廢”、“山河改移”等發(fā)生，則隨時都要造送。這種制度，在時間短促的五代時期亦未間斷?！段宕鷷肪硎濉堵毞健窏l留下了內容非常而具體的材料，為后人研究隋唐五代圖經的發(fā)展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jù)。
此外，唐代還先后編著了許多全國性的區(qū)域志，如《括地志》《長安四年十道圖》《開元三年十道圖》《開元十道要略》《貞元十道錄》《海內華夷圖》《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元和郡縣圖志》《域中郡國山川圖經》和《郡國志》等。
三 趨于定型的宋代方志
宋代是方志發(fā)展史的重要時期。圖經編修經隋唐興盛，至北宋進入全盛時期，并開始向方志過渡，再至南宋方志基本定型。自此以后，地方志書大都成為內容豐富、體例完備、統(tǒng)合古今的正式方志。宋代興起編寫各類人物傳記的風氣，使得人物傳記再次恢復了原有的地位，直接推動了記人與述地再次合一。
北宋統(tǒng)治者自建國之始，就三令五申各地編修圖經。據(jù)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十二記載：“開寶四年正月戊午，知制誥盧多遜等，重修天下圖經?！蹦纤吸S鼎于乾道五年（1169年）為《乾道四明圖經》所作序中就曾指出：徽宗“大觀元年（1107年），朝廷創(chuàng)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边@是我國官方修志機構創(chuàng)設之始。據(jù)《宋史·職官志》職方郎史條記載得知，當時圖經的編纂，不僅普及全國，而且內容更加豐富。除圖經外，正式方志也開始出現(xiàn)。據(jù)不完全考察，北宋方志現(xiàn)見存目者，有宋敏求《長安志》《河南志》，羅畸《蓬門志》、李德芻《元豐郡縣志》、鄭興裔《廣陵志》、陳康伯《弋陽縣志》、鄭居中《汴都志》、張韜禮《長興志》等二十余種。[10]這些地方志書在數(shù)量上雖遠比不上圖經，但卻已經是早期定型的方志。
到了南宋，方志體例基本趨于定型。南宋偏安長江以南150余年，由于社會穩(wěn)定，南方諸省經濟文化不斷發(fā)展；加之愛國人士收復中原的強烈愿望，從激發(fā)鄉(xiāng)邦人士愛鄉(xiāng)土、愛國家的目的出發(fā)，一些學者文士直接參加編纂志書，使南宋地方志書的編纂形成風氣。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南宋定型方志由北宋的20多種，大幅度增至200多種，而圖經的編纂由盛而衰。南宋時期，南方各省普遍纂修定型方志并且品種齊全，郡志、州志、縣志、都邑志均有，僅浙江省就有《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咸淳臨安志》《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四明志》《開慶四明志》《嘉泰會稽志》《赤城志》《奉化志》《吳興志》《永嘉志》《淳安縣志》《東陽志》《剡錄》等?？梢?，志成為當時地方志書的主流形式。
方志至南宋定型的情況，亦可從《嚴州圖經》改為《新定志》略見一斑。在宋代，浙江嚴州曾先后五修圖經和郡志。第一次是北宋初修的《（嚴州）舊經》，第二次是北宋大中祥符年間修的《祥符（嚴州）圖經》，第三次是南宋紹興年間董弅修的《嚴州圖經》，第四次是南宋淳熙年間陳公亮修、劉文富纂的《嚴州圖經》，第五次是南宋景定年間鄭瑤和方仁榮纂的《新定志》。由這部志書第五次編修，改書名圖經為《新定志》來看，南宋圖經已可以徑稱為志，交替易名已成事實。此外，從南宋《嚴州圖經》的內容與體例考察，應為定型方志?！秶乐輬D經》各卷門類不僅載有嚴州及所屬建德和淳安縣各方面情況，如：歷代沿革、分野、風俗、戶口、學校、廨舍、倉場庫房、軍營、場市、橋梁、物產、貢賦、古跡、人物等，而且統(tǒng)合古今，體例完備，與定型方志無異。綜上所述，南宋方志定型，不僅反映在稱志的書籍數(shù)量增多、名稱變化上，而且還體現(xiàn)在內容的不斷充實和體例的逐漸完善上。
除以上各個時期的志書主流形式外，志書還有兩種支流形式即地志與圖志。地志亦始見于東漢，唯陳術《益州志》一種。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地記的興盛，雖略有發(fā)展，但迄未發(fā)達。隋、唐時期更趨衰落。隋無可考，唐代僅見存陸羽《吳興志》和凌準《邠志》兩種名目。地志與地記實質上無多大差別，只是名稱略異而已。地志之名在北宋基本消失。圖志出現(xiàn)較晚，發(fā)展較慢。遲至隋唐仍只有一二種。隋代圖志目前只發(fā)現(xiàn)一種，即隋《區(qū)宇圖志》。唐代圖志亦僅見《元和郡縣圖志》。圖志到北宋略見增多。南宋至元代，雖有一定發(fā)展，但與當時流行的圖經和方志相比，相差甚遠。圖志和圖經實屬一類，內容與形式并無多大差別。圖志和圖經在北宋和南宋，經不同程度的發(fā)展，已告融合，并過渡成為定型的方志。圖志之名，至元末基本消失，而未成為志書主流形式。
四 穩(wěn)步發(fā)展的元代方志
元朝統(tǒng)一以后，修志傳統(tǒng)不僅沒有中斷，而且在宋代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成就。1206年，元朝建立起空前統(tǒng)一的大帝國。之后，在政治統(tǒng)一與經濟發(fā)展的前提下，為了更好地掌握全國的形勢，顯示國威，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世祖采納了集賢大學士札里馬鼎的建議，編纂《大一統(tǒng)志》。此志于元成宗時再次重修，并于大德七年（1303年）成書。此志1300卷，繕寫成600冊，比之前代總志，內容更豐富，為歷代學者所重視。
元代編修一統(tǒng)志，還促進了各地方志編修的普遍開展。元代的方志，無論形式、體例還是內容，基本上繼承了宋代方志的成規(guī)，沒有明顯特殊的變化和發(fā)展。據(jù)粗略統(tǒng)計，現(xiàn)在尚能知其名者有170種之多，其中稱志的137種。[11]遠遠超過了南宋志書的數(shù)量，并且元代所修方志幾乎遍布全國各地，一改南宋時代集中于江南各省的局面。其中有為數(shù)不少的名志、佳志，如《至元嘉禾志》，以及《齊乘》、《大德昌國州圖志》、《延祐四明志》、《至順鎮(zhèn)江志》、《至正金陵新志》等流傳至今。除了上述諸志外，還有《長安圖志》、《類編長安志》、《金陵崑山郡志》、《四明續(xù)志》、《南海志》。
五 迅速發(fā)展的明代方志
1．編修一統(tǒng)志
明朝開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仿效元代，命魏俊民等人編修一統(tǒng)志。以后歷經五世皇帝，前后相繼，乃成祖宗之業(yè)。據(jù)《明太祖實錄》卷五十九載，洪武三年（1370年）十二月“辛酉，《大明志書》成”。與此同時，還下令天下各都司報送城池、山川、關津、亭堠、水陸道路、倉庫等圖志。明成祖時，亦詔令全國各地郡、縣、衛(wèi)、所皆修志。《明太宗實錄》卷二〇一載：“永樂十六年六月……乙酉，詔纂修天下郡縣志書，命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諭德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跡及舊志書?！笨梢?，不僅要編修新志，還要搜集郡縣舊志，目的同樣是為了編纂一部較完備的一統(tǒng)志。可惜在其當朝期間未了此愿。景泰七年（1456年），修成《寰宇通志》119卷，由代宗完成了明成祖未竟事業(yè)。明英宗復位后，又命儒臣李賢等人重修，并于天順五年（1461年）四月成書90卷，名為《大明一統(tǒng)志》。
2．省、府、州、縣志的編修
一統(tǒng)志的編修促進了省、府、縣志的編修。據(jù)萬歷年間張邦政《滿城縣志序》記載：“今天下自國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并且，許多省志一修再修，至于省、府、州、縣志的編修次數(shù)就更多了。甚至許多縣志修五六次之多。如：浙江的《杭州府志》、廣東的《潮陽縣志》、江蘇《六合縣志》就先后六次編修，而浙江的《蕭山縣志》編修則達七次之多。
3．邊關志的編修
明代出于邊防的需要，對于邊關重鎮(zhèn)、關口、衛(wèi)所，以及沿海要地亦多修有圖志。當時編修的《九邊圖志》“人爭傳寫之”。而地居險要的山海關，其志先后五次編修。嘉靖中葉，倭寇常犯兩浙，沿?？たh深受其害。出于軍事需要，兩浙一時編修了不少海防專志。如嘉靖年間劉畿編《海防考》，萬歷年間范淶編《兩浙海防類考續(xù)編》。此外，還有采士英的《海寧衛(wèi)乘》，王文祿的《海寧衛(wèi)志》，張訓等的《臨海衛(wèi)志》，周粟等的《觀海衛(wèi)志》等志。不僅如此，許多邊疆省份的通志和府州縣志，對于邊關海防的內容記述尤其詳細。如嘉靖《山西通志》，全書三十二卷，《武備》一項，便有三卷，“言武者十有三”，突出顯示了該地在邊防上的重要地位。
4．鄉(xiāng)鎮(zhèn)志與專志的編修
隨著封建社會經濟的繁榮和發(fā)展，明代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鄉(xiāng)鎮(zhèn)發(fā)展迅速，許多鄉(xiāng)鎮(zhèn)開始編修志書，這是明代方志編修的又一特點。與此同時，各種專志諸如山水、書院、寺廟、古跡的編修亦不斷出現(xiàn)。鄉(xiāng)鎮(zhèn)志有：張?zhí)蚁摹钝次魈以粗尽?、李樂等的《烏青?zhèn)志》、龐太元的《菱湖（鎮(zhèn)）志》等；山水志有：釋鎮(zhèn)澄的《清涼山志》、黃宗昌的《嶗山志》、釋無盡的《天臺山志》、王一槐的《九華山志》、仇俊卿的《海塘錄》、張國維的《吳中水利全書》、吳韶的《全吳水略》、王圻的《東吳水利考》等；書院志有：胡僖的《崇正書院志》、方應時的《瀛山書院志》，至于寺廟、名勝古跡專志則不勝枚舉。
明代270余年間，共修成各類志書2800多種，比宋元方志的總和還多四倍。[12]無論從數(shù)量上還是從種類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六 全盛時期的清代方志
清順治年間，清政府出于網羅一批漢族知識分子和急于掌握全國各地情況的目的，不少地方即開展修志。如順治三年（1646年），浙江武義縣張內有修《武義縣志》，順治四年（1647年）安徽歙縣宋希肅纂修《歙志》。順治十五年（1658年），河南巡撫賈漢下令編纂《河南通志》，為此，并命令各府州縣相繼編纂志書。是年三月二十八日，頒降《修志信牌》，這是清代省府頒布的第一個修志文件。終順治朝，共修有志書近200種[13]。然而，由于成書倉促，桀謬較多，體例基本沿襲明志舊例，修志地區(qū)也不均衡。
康熙繼位以后，全國政治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為大量編修方志創(chuàng)造了條件。清朝曾于康熙、乾隆、嘉慶三次編纂《大清一統(tǒng)志》，每次編修，都帶動了各類地方志書的編纂?？滴醵辏?683年），禮部奉旨檄天下各省設局纂修通志。雍正七年（1729年），由于一統(tǒng)志遲遲未能成書，乃命全國重修通志，嚴諭督促，限期完成，上諸使館，以備一統(tǒng)志采用，定省、府、州、縣志六十年一修。這是歷史上首次朝廷頒降的定期修志制度。嘉慶時期，為修一統(tǒng)志亦通令全國各地編纂志書。由于清朝廷的大力提倡，編修地方志蔚然成風。據(jù)統(tǒng)計，雍正七年至乾隆六年間，全國修有《廣東通志》、《江西通志》、《湖廣通志》、《廣西通志》、《四川通志》、《山西通志》、《盛京通志》、《畿輔通志》、《浙江通志》、《貴州通志》等19部通志，是清代通志成書最多的時期。
清以前志書的篇幅相對較少，清代尤其是乾嘉以后，鴻篇巨制屢見不鮮。如：康熙《江西通志》二百〇六卷、雍正《浙江通志》二百八十卷、乾隆《杭州府志》一百卷、道光《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光緒《杭州府志》二百二十卷。從地域上看，清代北方許多省份志書編修數(shù)量遠遠超過以往編修發(fā)達的江蘇、浙江等南方省份，從而打破了自宋代以來，修志以江、浙為盛的局面。
清代行政區(qū)劃主要分省、府、縣三級，除省、府、縣三級志書外，還有州志、廳志、道志、關志、衛(wèi)志、所志、鄉(xiāng)鎮(zhèn)志和鄉(xiāng)土志。還有二三縣或二鄉(xiāng)村之合志，如陜西《咸寧長安二縣合志》，《安徽泗虹合志》，江蘇《常昭合志》、《昆新兩縣志》、《吳長元三縣合志》，上海嘉定縣《石岡廣福合志》。其中鄉(xiāng)土志為開創(chuàng)志種，鄉(xiāng)鎮(zhèn)志則是繼明代開創(chuàng)、發(fā)展以來而達興盛。此外，清代還有相當一部分私纂志書，既有全志又有專志，可謂百花齊放。
鄉(xiāng)土志出現(xiàn)于光緒年間。甲午戰(zhàn)爭后，國勢衰微，民族危機加劇。光緒三十年（1904年），學部尚書張百熙奏請?zhí)煜伦嬥l(xiāng)土志，用作中小學鄉(xiāng)土教材，以激勵民心。同年頒布《鄉(xiāng)土志例目》，要求各府、廳、州、縣擇士紳博學能文者，按例編輯。并規(guī)定鄉(xiāng)土志分別歷史、政績錄、兵事路、耆舊錄、人類、戶口、民族、宗教、實業(yè)、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十五門。要求“事詳而文簡，詞雅而意明”[14]。鄉(xiāng)土志大多內容簡要，記載歷史、地理、格致諸端，而不及職官、選舉、金石、藝文。著名的鄉(xiāng)土志有：黃征《瀏陽鄉(xiāng)土志》、鄭祖庚《閩縣鄉(xiāng)土志》、吳大猷《保德鄉(xiāng)土志》、曾學傳《溫江鄉(xiāng)土志》、楊昌浣《廣寧縣鄉(xiāng)土志》、馬俊顯《興京廳鄉(xiāng)土志》、林忠《開通縣鄉(xiāng)土志》等。
據(jù)《中國地方志聯(lián)合目錄》所載，現(xiàn)存清代方志有5701種，約占現(xiàn)存全國地方志總數(shù)8200余種的70%。除新疆及西南個別省份外，幾乎所有縣一級基層行政單位都修了志書。其中康乾時期，就分別編纂1397種和1154種，成為清朝修志最旺盛時期。此外，乾嘉時期，許多學者參與編纂或出任主編，志書編纂理論研究活躍，志書質量備受重視。如有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歷城縣志》，萬經、全組望參與編修的乾隆《寧波府志》，邵晉涵等纂乾隆《杭州府志》，錢大昕等纂修的乾隆《鄞縣志》，戴震編纂的乾隆《汾州府志》，孫星衍主修的乾隆《松江府志》、《三水縣志》等，杭世駿編纂的乾隆《西寧府志》、《烏程縣志》、《昌化縣志》等，謝啟昆主持編纂的嘉慶《廣西通志》，章學誠編纂的《永清縣志》、《湖北通志》等。這些著名學者編纂的志書，不僅在體例上、章法上頗為講究，而且在記載內容上也頗多注重實用價值。并且這一時期的地方志書在乾嘉學風的影響下，注重資料的搜集，博采群書，以文獻資料為主，輔以調查采訪材料。對采集資料，皆進行周密考訂、鑒別，言必有據(jù)。伴隨著這一時期方志理論研究百家爭鳴，出現(xiàn)了一批方志理論家。特別是著名史學家章學誠對方志理論的闡發(fā)，可謂自成體系，立一家之言，使方志學開始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
七 局部創(chuàng)新的民國方志
民國時期，雖逢政局動蕩，內憂與外患頻仍，但修志傳統(tǒng)并未中斷，志書體例和內容方面還有不同程度的創(chuàng)新。
民國3年（1914年），浙江省率先成立通志局，準備續(xù)修《浙江通志》。民國5年（1916年），教育部會同內務部咨文各地纂修志書。之后，有山西、廣東、福建、陜西、江蘇、貴州、奉天、河南等省，建立了文獻委員會、通志館或通志局。另外，全國水利局、司法部、國史編纂處、軍政部、教育部等也催征各縣志書，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志書的編纂。
民國6年（1917年），山西省公署頒布了編修新志的“訓令”，“飭就各縣自治機關，附設處所，纂修新志?！盵15]次年，山西省公署即頒布《山西各縣志書凡例》，規(guī)定縣志應由圖、略、傳、表、考五部分組成，并列具目錄和注意事項。與此同時，史學家鄧之誠發(fā)表了較有影響的《省志今例發(fā)凡》，提出國體即變、省志體例必須改變的主張，認為新編省志應由圖、表、紀、志、傳組成。還具體要求“圖”應用科學方法繪制；“表”應列沿革、職官、人物、學制、戶口、商務等；“通記”即大事記，撰述本地古今大事；“志”要因時創(chuàng)新，不拘泥舊守；“傳”要包羅各階層各類人物。[16]上述《凡例》，對當時修志起了指導和推動作用。民國18年（1929年），國民政府頒布了《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條，對各地修志機構、經費，志書的體例、結構、內容、表達手段及各門類的具體要求，都有明確規(guī)定。民國時期的志書大多以《修志事例概要》為準繩，依地方情形，斟酌損益之。在不長的時間里，《陜西通志》、《首都志》、《察哈爾通志》、《江西通志稿》、《云南通志》在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前編成或出版。至于縣志，為數(shù)更多。
抗日戰(zhàn)爭期間，處于后方的一些地方仍編修了多部志書。如顧頡剛、傅振倫編纂的《北碚志》，黎錦熙編纂的《城固縣志》、《洛川縣志》等。1944年5月，國民政府內政部發(fā)布《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九條，規(guī)定省志三十年一修，市、縣志十五年一修，要求各地的志書事宜，一律由各省、市、縣政府督促各地的文獻委員會負責辦理。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1946年10月，又重新公布了該辦法，但因為國民黨政府又發(fā)動新的內戰(zhàn)，也就成了一紙空文。
民國方志在體例、內容、章法上，基本承襲了封建時代方志的舊規(guī)，仍屬舊志范疇。但是由于民國政體的改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情況相應發(fā)生變化，致使志書編纂作出局部更新，分別體現(xiàn)在革除了封建忠君思想、封建迷信思想及封建舊俗，確立了民本思想；擴大經濟內容在志書中的比重；志書體例多種多樣，出現(xiàn)了章節(jié)體志書；編纂方式更加科學等方面。
據(jù)統(tǒng)計，民國在短短38年中，全國修志達1581種，平均每年41種[17]，數(shù)量亦十分可觀。民國時期還創(chuàng)修市志，修有市志5種。如1935年柳詒徵、王煥鏕纂成《首都志》十六卷，1936年柳亞子任上海通志館館長期間的《上海通志》稿十一篇。
八 創(chuàng)新與繁榮發(fā)展的社會主義新方志
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修始于20世紀50年代，是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之下，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倡議和推動下，由著名的專家學者組織發(fā)動起來的。
1958年3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專門調閱《四川通志》、《華陽國志》等一批書籍，并選輯其中部分內容，轉發(fā)給到會的領導同志，提倡利用方志，提高領導水平。同時，他還倡議：全國各地要編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周恩來總理指示，“要系統(tǒng)整理縣志，把關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經濟建設、科學技術資料整理出來，做到古為今用?！币髧覚n案局抓修志工作，并委托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主持其事。
1957年，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把編寫地方志列為《1956～1967年年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方案（草案）》的重點項目之一。1958年6月，國務院科學規(guī)劃委員會成立了地方志小組，后轉至中國科學院。1959年，為了加強對修志工作的領導，中國科學院和國家檔案局聯(lián)合成立了中國地方志小組，具體負責全國地方志編修工作的組織領導。隨后，中國地方志小組頒布了《關于新修方志的幾點意見》、《關于新修方志提綱（草案）》、《關于編修地方志工作的幾點意見》，對新方志的體例、內容、記述的重點和編纂原則、方法以及審閱制度、組織領導、出版發(fā)行等方面作出規(guī)定。到1960年，全國已有20多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的530個縣開展了修志工作，其中250多個縣編寫出了初稿?！拔幕蟾锩遍_始后，地方志的編修工作基本中斷，中國地方志小組隨即停止了工作。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伴隨著各條戰(zhàn)線的撥亂反正，出于對認識國情、地情，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需要，也由于一些專家學者和社會有識之士的呼吁，修志工作再次引起黨和國家領導的重視。1981年8月1日，中國地方史志協(xié)會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協(xié)會成立大大地促進了全國各地的修志工作。1983年4月，原“中國地方志小組”恢復并改名為“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為國家地方志工作指導機構，負責統(tǒng)籌規(guī)劃、組織協(xié)調、督促指導全國地方志工作。20世紀80年代初，全國省、市、縣三級紛紛建立起修志機構，由此形成社會主義新方志編修的三級修志網絡。隨著修志實踐的深入開展，新方志的編修在全國各省市縣，已基本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持、各地地方志編委會（或辦公室）組織實施、“眾手成志”的修志格局。如此完整的地方志工作組織系統(tǒng)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所未曾有過的。
社會主義新方志的編修，從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之始，就作為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的文化事業(yè)來進行，全國廣大方志工作者勤勤懇懇耕耘，點點滴滴積累，方方面面拓展，中國新編地方志事業(yè)在志（省、市、縣三級志書）、鑒（各類年鑒）、庫（地情資料庫）、館（方志館）、用（服務開發(fā)）各個領域取得輝煌成就。
省、市、縣三級地方志書的編纂，碩果累累。截至2009年底，全國31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香港、澳門、臺灣暫未統(tǒng)計）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首輪省、市、縣三級志書規(guī)劃編纂6000余部，已出版5700余部。與此同時，全國各地還編輯出版了4萬多種部門志、行業(yè)志、鄉(xiāng)鎮(zhèn)志、名山大川志。如此大規(guī)模的新編地方志及地情文獻，成為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科學成果群。有些過去從未修過志的地區(qū)，現(xiàn)在有了首部志書，填補了歷史的空白，還有十幾部少數(shù)民族文字（藏文、維文等）的志書問世。第二輪志書亦有700余部問世。此外，伴隨首輪新編地方志編修工作同步展開的全國古舊志書整理、點校、出版成果亦引人注目。一些省區(qū)相繼建立舊方志整理班子或指定專人負責此項工作。各地還開展了舊方志資源的普查工作，通過調查、搜集、尋訪、內部交流等形式，收藏歷代的通志和府、州、縣志。
新方志的編修更加強調用科學的理論指導。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20多年來，全國出版了方志理論研究專著、論文集、志書評論集等600余部。僅據(jù)國家圖書館地方志和家譜文獻中心編印的《中國地方志論文索引（1981～1995）》的統(tǒng)計，發(fā)表在國內省、直轄市一級地方志刊物上的論文即達21600篇。如果加上1995年之后的論文，再加上市、縣級地方志刊物上發(fā)表的論文，以及論文集輯入的論文，總數(shù)當在10萬篇左右。這些理論著述在繼承傳統(tǒng)、創(chuàng)新方志體例方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志理論研究呈現(xiàn)空前繁榮的景象。此外，伴隨全國方志事業(yè)的蓬勃發(fā)展，一大批方志期刊及通訊簡報作為方志文化傳承的載體，也如雨后春筍應運而生。這些方志期刊作為方志學術進入社會的主渠道，對于推動方志理論研究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全國各地方志期刊創(chuàng)刊以后，經過幾代編輯人員的艱苦努力，這些方志期刊大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特色，形成我國期刊園地中的特色產品，也成為方志事業(yè)的重要品牌和發(fā)展資源。
除了編纂出版大量新方志和整理出版舊方志外，修志工作者還編纂出版地方綜合年鑒。據(jù)統(tǒng)計，2009年，全國方志機構共出版省級年鑒20多種、市級280多種、縣級1000多種。在編纂新方志的過程中，各地還收集和積累了數(shù)量巨大的各種地情資料，不僅為新方志的編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其本身就是一座極具價值的地情信息庫。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地方志網絡建設在各地逐步開展起來。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截至2009年底，全國已建地情網大約省級20個、市級139個、縣級260個。投入使用的方志地情網站或與當?shù)卣W聯(lián)網運行，或與國際互聯(lián)網實現(xiàn)聯(lián)網。
針對國內自古至今沒有設置過專門機構收藏全國地方志書的情況，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以籌建方志館，一般地區(qū)也可以在圖書館設志書室。在1997年全國地方志頒獎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組長李鐵映指出：“方志是我國重要的傳統(tǒng)文化，寧波的天一閣過去以收藏和保存舊地方志而聞名，我們要繼承這一傳統(tǒng)，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以收藏新編地方志為重要任務的地方志館，既為國家珍藏文化財富，也可以提供方志工作者研究使用。這樣，我們方志工作者辛辛苦苦編纂的志書就都可以入‘閣’了?！狈街攫^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項基礎設施，可以集編修、研究、收藏、服務和組織領導等功能為一體，成為地方志編寫中心、地情信息中心、地情文化研究中心、面向社會的咨詢服務中心、國情地情教育中心、地方文獻中心。
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地方志事業(yè)的發(fā)展歷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的組織、協(xié)調和指導下，我國地方志事業(yè)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特別是2006年5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第467號令《地方志工作條例》的頒布與實施，將地方志工作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是方志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對于依法修志，建立地方志工作的長效機制，保證地方志事業(yè)持續(xù)、穩(wěn)定、健康發(fā)展，具有極其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注釋：
[1]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25頁。
[2]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146頁。
[3]傅振倫：《從敦煌發(fā)現(xiàn)的圖經談方志的起源》，《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一期。
[4]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199頁。
[5]王以中：《〈山海經〉圖與職貢圖》，載《禹貢》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6]來新夏主編《方志學概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頁。
[7]王重民：《中國的地方志》，《光明日報》1962年3月14日。
[8]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246頁。
[9]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199～207頁。
[10]參見黃葦：《方志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頁。
[11]參見倉修良：《方志學通論》，齊魯書社，1990年，第330頁。
[12]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76頁。
[13]參見黃葦?shù)龋骸斗街緦W》，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13頁。
[14]（清）鐘文虎修、徐昱等纂《灌縣鄉(xiāng)土志》卷首，清光緒三十三年刻本。
[15]鄭裕孚：《呈山西督軍兼省長閻論修縣志辦法文》，載《四家公牘選·抑過軒公牘》。
[16]參見《地學雜志》，民國6年第九卷一至六期。
[17]參見劉緯毅：《中國地方志》，新華出版社，1991年。
（編校：謝捷 審核：張晶萍 排版：劉云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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