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曄(公元398—446年)，字蔚宗，祖籍順陽(今河南淅川縣)，范家自西晉永嘉之亂后移居山陰(今浙江紹興市)，范曄是南朝劉宋時期的杰出史學家，史學名著《后漢書》的作者。 士族家世早年經歷 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后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zhí)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于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后。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fā)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后擔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后，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傳統(tǒng)。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于醫(yī)學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曄十七歲，州刺史征辟他為主簿。當時，范曄同其父范泰一樣，在政治上是支持劉裕的，故不肯應辟就職。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為宋。這一年，二十三歲的范曄應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恭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后又隨府轉為右軍參軍。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擔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jiān)、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多種職務。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把故僚們召集到府內幫助料理喪事，范曄也到場了。劉義康的母親死了，范曄實在悲傷不起來。在臨葬前的一天夜晚，輪到他的弟弟范廣淵值班，范曄兄弟倆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來。醉意朦朧之際，范曄忘記了利害，竟推開窗子，聽挽歌助酒。這件事傳出后，劉義康非常惱怒。幾句讒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曄打發(fā)到宣城(今安徽宣城)當太守去了。 這次貶官對范曄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隱痛。范曄雖然生在名門士族，但他本人卻是個妾生的庶子。晉代自“永嘉以來，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五)，嫡庶之別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決定了子女們的社會身分。范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里，并且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落下個小字為“磚”。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學，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范泰也不喜歡范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范弘之。屈伸榮辱與宦海浮沉，使得范曄心情十分苦悶。在宣城任上，他開始從事后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這種痛苦。史事的研究，打開了他的眼界。范曄后來講：“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漢，轉得統(tǒng)緒?！边@就是說，原來現(xiàn)實中的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在同歷史的經驗相對照后，他逐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范曄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后漢書》。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后漢史書杰出成就 《后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托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卷入統(tǒng)治階級內部斗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后梁人劉昭注《后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贊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xù)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故今仍稱此志為《續(xù)漢志》。 范曄曾講過，他編纂《后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fā)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后漢書》的一個特點。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歷史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在聯(lián)系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歷史形勢發(fā)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戰(zhàn)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漢高祖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學，又出現(xiàn)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范曄看到了某些歷史現(xiàn)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fā)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范曄對《后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jù)《隋書·魏憺傳》記載，范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此焉為優(yōu)，故繼而作之?！边@表明在他看來，采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后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xiàn)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jù)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chuàng)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xù)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后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貞女節(jié)婦，還包括并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范曄首創(chuàng)《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fā)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第三，《后漢書》突出了“論”、“贊”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只是具體名目不同?！妒酚洝贩Q“太史公曰”，《漢書》為“贊”，《三國志》曰“評”?！罢摗?、“贊”在《后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面三書之上，因為范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面反復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逗鬂h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后面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后紀》和雜傳的前面。論多是評論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有時也采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贊在每篇紀傳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fā)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贊的語言凝煉，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贊，概括了東漢建立、發(fā)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贊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茍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jù)正或橈?！蓖嘎读俗髡邔@類人物的指責和義憤。 《后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后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后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后漢書》的嚴謹還表現(xiàn)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shù)人相關的，則見于此必不見彼。全書經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的長處。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tǒng)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勛等五人的事跡，《來歷傳》則附錄了與來歷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 范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后漢書》里，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于《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關于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后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漢桓帝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范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圣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范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范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贊同的態(tài)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于《郭躬傳》后。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墒?，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逗鬂h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于時代的局限，范曄的無神論思想并不徹底。《后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亦有余，蓋天敗也”的看法?！逗鬂h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xiàn)，仿佛天下真有仙術。這都是范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xiàn)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為統(tǒng)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志，總以為自己的統(tǒng)治非常鞏固。于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他把“餓狼”“饑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果“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shù)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系是臣虜關系，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系。范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jié)，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范曄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于《后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確實，范書文辭優(yōu)美，簡潔流暢，不僅為史學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曄過于重文，對于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如司馬彪《續(xù)漢書》載：“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shù)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下辯東三十余里許，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汪溺之患。”史料詳實生動，但到了范曄的筆下只剩下“數(shù)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和“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余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的幾句了。 《后漢書》是范曄私人著述，又尚未徹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這部書的人很少，影響不大。 生性耿直殺身之禍 劉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襲在晉時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約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曄離開宣城，調任為長沙王鎮(zhèn)軍長史，并領銜為寧朔將軍。 次年，范曄的嫡母在宜都去世。那時，其兄范暠在宜都擔任太守。父親去世后，嫡母一直隨暠在官。按照禮教的規(guī)定，范曄應該即刻啟程奔喪。但他對嫡母素無感情，故遲遲不肯上路，被迫動身后，又攜帶妻小自隨。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彈劾。宋文帝比較欣賞范曄的才能，沒有將他治罪。 此后，從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到二十一年，五年多的時間里，范曄的仕途一直比較順利。他先后擔任過始興王后軍長史，并領南下邳太守。始興王由豫州調至建康(今南京)為揚州刺史，范曄隨行入京。不久，他升任為統(tǒng)領一部分禁軍的左衛(wèi)將軍和職務相當于尚書令的太子詹事。范曄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學識淵博，善于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于書法。但范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迎合最高統(tǒng)治者。他的琵琶彈得很好，并能創(chuàng)作新曲。宋文帝很想聽聽，屢次加以暗示，范曄假裝糊涂，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在一次宴會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曄請求說：“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嗎？”話說得這份上，范曄只得奉旨彈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彈一曲。擔任朝廷要職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曄得到皇帝的寵信。范曄雖然不巴結皇帝，對同僚卻以誠相待。當時，沈演之為右衛(wèi)將軍，與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每次朝見皇帝時，范曄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來一起進去。而同僚從來對他不懷好意，想盡辦法排擠、打擊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來沒有等范曄的習慣。不久，范曄識破了同僚們的陰賊險惡，寫了一篇《和香方》，對他們進行譏訕。根據(jù)同僚的特點，他把他們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鈍”的“棗膏”；有的比作是“虛燥”的“靈藿”、“粘濕”的“詹唐”等等，而范曄則以“沈實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為同僚所不容。在充滿陷阱的官場上，范曄不懂得保護自己，終于引出了殺身大禍。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zhí)政，威權日重，受到宋文帝的猜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兄弟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徙劉義康的親信劉湛、劉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將他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劉義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敗，遂加緊活動準備奪權。 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劉義康的幾位心腹籌劃政變。由于范曄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羅黨羽時候，成了他們注意的對象。他們通過各種方法拉攏范曄，劉義康也因宣城之貶向他頻致歉意。最初，范曄不同意參與，對方用朝廷拒絕聯(lián)姻一事相激。考慮到自己的處境，范曄終于參加進來。他們商定次年九月起事，劉義康的黨羽孔熙先兄弟倆事先寫好檄文，并要范曄以劉義康的名義起草政變宣言。由于種種原因，政變未能如期舉行。這年十一月，劉義康的一個黨徒徐湛之向宋文帝告密，并聲稱范曄是政變的主謀。于是，范曄被捕，于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公元466年1月)慘遭殺害，時年四十八歲。范曄在臨刑前，仍然堅持自己的無神論主張，對那些相信佛教并對他投石下井的同僚進行了不妥協(xié)的抗爭。他說：“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獄中，范曄寫了一篇《與諸甥侄書》，總結了他對文學、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在即將告別人世之際，他希望將來能有個知音，理解《后漢書》的價值。他對花費畢生心血寫成的史學著作十分自負，認為它們“精意深旨”，是從古至今沒有過的“體大而思精”的作品，其中諸序與論贊，更是“天下之奇作”，和班固的《漢書》相比，毫無愧感。他說，世人多貴古賤今，所以他才“稱情狂言”，以期引起人們對《后漢書》的重視。范曄的自夸雖然有些過分，但他的著作也確實有超人之處。劉昭說：“范曄后漢，誠跨眾氏”(《后漢書注補志序》)，劉知幾也說：“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參見《史通》的《書事篇》和《補注篇》)。據(jù)《隋書·經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后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后來除晉人袁宏的《后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余都已不存。這說明范書殺青雖晚，卻后來居上。 《后漢書》的紀傳部分為唐高宗太子李賢所注。司馬彪的志，注者是南朝梁人劉昭。劉昭的注原包括全部范書及司馬志，李賢的注即是以此為基礎，參照其他各書增刪而成的。李賢以志非范書，故不注，劉注作為補闕才與李注一并流傳下來了。清人注釋《后漢書》的著作很多，其中以惠棟的《補注》為最好。后來王先謙采集眾注合成《集解》一書，更為后學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后漢書》外，范曄的遺著尚有集十五卷，錄一卷，《和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俱見《隋書·經籍志》)。據(jù)《舊唐志》記載，范曄還著有《百官階次》一卷。上述各書，今皆不存。今存者有《雙鶴詩序》一篇，見《藝文類聚》卷90；《樂游應詔詩》一首，見《文選》卷2。 范曄被處決時，其子范藹、范遙、范叔蔞同時遇害。后人中只有范藹子范魯連，因其母為公主之女，得全性命。其侄孫范縝、范云有名于齊、梁之世。范縝繼承與完善了范曄的無神論的思想，范曄生前一直未能完成的無鬼論，則為范縝所著的神滅論——這部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劃時代的唯物主義論文——填補了。 |
漢史專家——范曄
來源：0時間：2017-08-04分享：
責任編輯：
?豫公網安備 41010502005654號